1928年，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在内部却是矛盾重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只不过是东南江浙闽赣徽五省而已，地方军阀名为服从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为此蒋介石已编遣军队为由准备“削藩”，这遭到了各路军阀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与反对。

1929年，为了争夺地盘，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起，桂系的李、白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统的鲁涤平，率先向蒋介石挑战。蒋介石则暗中收买了桂军的李品仙、李明瑞、杨腾辉等将领，结果刚一开战桂军就纷纷倒戈。在冀东，桂系的3个军一枪不发就全部投靠了蒋介石，负责统军的桂系三号人物白崇禧不得不扮成女人才侥幸坐船逃生；在武汉战场，由于最彪悍善战的第7军大部倒戈，桂军前线崩溃，兵无战心，最后在鄂西地区被全部包围缴械。这场数十万大军参与的蒋桂大战从3月底开始，4月21日就宣告结束，蒋介石中央军获得大胜，取得了湖北等地的地盘。

实力雄厚的冯玉祥在战前受到蒋桂双方拉拢，但他决定先作壁上观，想待双方一败一伤，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不料桂系很快失败。冯的计划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给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韩复榘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蒋、桂两方看来，都认为冯玉祥毫无助己的诚意，冯反而落得两面不讨好。蒋介石则借着韩复榘带兵南下的机会将韩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5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又和中央军交战。结果，冯麾下的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宣布拥护南京中央，导致导致西北军实力大为削弱。冯痛心韩、石叛变，于是亲赴山西拉阎锡山反蒋，但反被阎锡山软禁。蒋介石于是趁机拉拢冯玉祥的部将对付阎锡山，何应钦表示：“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

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1930年1月13日，前往郑州参加军事会议并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得知蒋介石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逮捕自己的密令后，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得知蒋冯有联手攻晋的计划，阎锡山大为惊恐，鉴于唇亡齿寒，于是与冯玉祥和解，决定共同倒蒋!

1930年5月，昔日各怀鬼胎的阎锡山、冯玉祥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联合起来，向蒋介石宣战。面对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一度处于劣势，但蒋以纵横捭阖之计，以官位、金钱、美女离间分化瓦解对手，逐渐反败为胜。

桂系李、白从广西进入湖南，攻陷湖南省会长沙。计划与冯阎在武汉会师，没想到蒋介石口头上收买了粤系的陈济棠，抄了进入湖南的桂军后路，失去补给线的桂系只能退回广西，失去了问鼎中原的资格。中央军得以专心对付北方的阎冯联军。

原本反蒋联盟的决议是西北军负责前线战斗，财政较为宽松的晋军负责提供后勤补给。但阎冯两军却是同床异梦，协同作战时，晋军重炮弹药充裕，士兵还有军用罐头吃。西北军则只能数着子弹打，连咸菜也吃不上。前线的西北军将士就因此无不大骂阎锡山混蛋。冯玉祥的西北军虽以善战著称，但由于所占地盘贫瘠，也是当时全国各路军阀之中装备最差、也最穷的部队。西北军甚至被当地的百姓称之为叫花军，就是因为西北军的士兵甚至连一套完整的军装都没有，不得不穿着破破烂烂的便服。很多时候，西北军将士不但军饷无法准时到手，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之下，蒋介石利用掌控东南富庶之地的财力优势发动了“银弹”和“肉弹”攻势，在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即“花车专列”，在火车车厢里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美食、烟土、赌具，雇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舞女充当招待。凡是贫寒的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任其享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车厢之内，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走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的作用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银元以及烟酒等物品，进行收买。饱尝艰苦生活的西北军官兵十分羡慕中央军的这种优厚待遇，许多将领纷纷中“弹”倒在在攻势之下。即便没有倒戈的也因心态失衡斗志锐减。当时有人非常贴切的形容三方的形象，说蒋一手拿枪一手拿钱，装备军费都富裕；阎锡山一手拿算盘一手拿秤杆精于算计，冯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头，最穷。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还未参战的第三方势力——东北的张学良坐拥大军30万，成为了双方拉拢的对象，哪一方能够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就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张学良则待价而沽，以东北军经费不足为借口，拒绝出兵。财大气粗的蒋介石立马派密使吴铁成表示：只要东北军出兵关内，中央即拨付军费500万元。另外借给东北建设公债1000万元。胜利之后再将华北五省归张管理，并许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如此优厚的条件开出来，一下子将阎锡山那种山西商人的小气做派给比下去了——反蒋联军根本没有如此魄力，蒋介石派去的代表携带200万法币的差旅费，阎锡山的代表有1000元法币的差旅费，冯玉祥的代表只有区区500元的差旅费。

1930年9月18日，在看到胜利的天平逐渐向蒋氏倾斜之后，张学良挥大军入关，宣布支持蒋介石，称为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砝码，反蒋联军立即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获得最终胜利，取得了对中原的控制。

经此大战，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彻底瓦解，从此以后冯基本没有再掌握过兵权，阎锡山的晋军也受到重创，被迫退回山西，原来的部将傅作义和商震被蒋介石收买，后来长期驻守河北地区，单独成为一个派系，东北军入关后，接受了河北的地盘，又吸收大量西北军和晋绥军的部队，成为全国仅此于蒋的第二大军事势力，风头一时无两。但当他将关注点转移到关内后却忽视了关外的防卫，给了日本人以可趁之机，为第二年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隐患。

1933年3月，蒋介石借口调解陕西杨虎城与甘肃省主席邵力子的矛盾，命令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甘肃兰州、天水，堵住了杨部西进的通道。

1933年11月，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发起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另立中央，要求抗日反蒋，并希望与当时在赣闽一带的工农红军联合。但当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声明称，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并指“一切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中间取第三条路者必然失败”，表明了不支持革命政府的态度。在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优势军力的攻击下，泉州、漳州相继失守。此时毛泽东曾建议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乘此时机主动出击，打乱国民政府军事部署，但被中共中央军委斥为冒险主义而驳回。到1934年1月13日，由于战况持续恶化，中华共和国政府首脑人物李济深等人乘飞机离开首都福州，只存在了两个月的中华共和国宣告结束。

1935年，在江西的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下向西转移，蒋介石一面下令各地军阀拦截，一面令中央军在后追击，企图以假途灭虢之计趁机收服西南诸省，但广西李，白，广东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等心知肚明，他们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担心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于是阳奉阴违，对红军的长征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甚至与中央红军秘密谈判，允许其借道，纷纷不堕其计。当蒋介石获知桂系让路给红军过境时，即电斥白崇禧此举“无异放虎归山”，白崇禧则反唇相讥道：“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兵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指责哑口无言。只有贵州军阀王家烈实力薄弱，又中蒋氏“反客为主”，“上屋抽梯”之计，被中央收服。

1935年3月，蒋介石以“督师剿共”为名抵达贵阳，到贵阳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找王家烈谈话，明确告诉他：在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两职中选一项。当省主席就不能当军长，当军长就不能当省主席。王家烈无法，只得辞去省主席一职。4月初，张学良由武汉坐飞机到贵阳来见蒋介石，在与蒋一道吃过午饭以后，张学良起身回武汉，王家烈等人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时，张学良忽然问王家烈：“你坐过飞机没有？”王家烈笑着说：“不怕你见笑，我还没有坐过呢。”张学良说：“那你上我的飞机，在贵阳上空绕一个圈子如何？”于是，王家烈兴高采烈地上了张学良的飞机，由张学良自己驾驶在贵阳市上空飞行一周后，向东北飞去。王家烈看到飞机老不降落，正在着急和怀疑时，张学良从口袋里取出蒋介石的命令给王家烈看，免去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王家烈看了命令以后，知道上了当，但在天上已无可奈何，只能束手待毙。

粤系陈济棠曾在中原大战中帮了蒋介石后，没有得到许诺的任何好处，与老蒋嫌隙渐生、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介石向其透露了解决一直反对其的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认为唇亡齿寒，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介石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准备一同反蒋。1936年5月，国民党元老、反蒋派人物，粤系名义上的首领胡汉民因突发脑溢血死亡。蒋介石借胡汉民之死，立即宣布了五条建议:

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

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

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

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

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

此五条建议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五条建议一出，立即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粤桂两系军阀联合反蒋，蒋软硬兼施，先是用“银弹”拉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4日，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据说事变之前，陈济堂曾"扶乩"卜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机不可失"，他遂决定反蒋，果然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接著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陈济棠只得于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蒋解决了广东之后，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大兵压境。广西也征集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蒋桂双方以妥协和解告终，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利用东北军丧失根据地的不利因素，逐步蚕食、控制了东北军，1936年12月，蒋介石使驱虎吞狼之计企图让西北军杨虎城部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剿灭西北共军，令其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并亲赴西安督战，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张学良不敌工农红军，损失惨重，又愤于国恨家仇，遂与杨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将蒋扣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即被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蒋趁东北军西北军群龙无首，将其分化肢解，又派中央军进入西北，控制了陕南地区。

1937年抗战开始，11月，蒋调湖南何健离湘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控制了湖南省，无力反抗的何健只能自嘲道：“委座委我为内政部长，这相当于前朝的尚书”。1938年，南京失陷后的中央势力借西迁之际进入四川，在 出川抗战的原四川省主席刘湘病逝于汉口后，蒋介石任命其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这遭到了川中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与反对，为平息四川军阀的反对，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借川军陆续出川抗战之际雀占鸠巢般的逐渐控制了四川。

1942年，蒋先用“离间计”挑拨甘肃马步芳与马步青的关系，拉一派打一派，又用“欲擒故纵”之计将马步芳的防地授予马步青，取得马步青的支持信任，等马步青部接管新地盘后兵力分散之际又调其远任柴达木屯垦督办，马步青来不及集中兵力反对，只好就范，中央势力也由此深入甘肃中西部，控制了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

由于新疆天高皇帝远，又靠近苏联，主政新疆的地方军阀盛世才采取亲苏政策，赶走了英、日在新疆的势力。做起了土皇帝、“新疆王”，甚至还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第八团进驻哈密，堵住新疆的东部大门，使得国民党军队不能轻易西进。但到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亲苏的盛世才见苏联损失惨重，于是转而投靠国民党，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是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并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软硬兼施的趁机拉拢盛世才。1943，国民政府趁盛世才的靠山苏联无力东顾，以平叛为由派遣部队入疆，中央政府势力由此深入新疆，权力被削弱的盛世才这才后悔，转而又去向苏联求助，但斯大林已对其失去信心。他命驻华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表明：“苏联方面不回再给予盛世才任何的支持。”并将盛世才祈求援助的电报一同转给了蒋介石。1944年，失去靠山的盛世才被调离，到重庆后成了一个毫无实权的农林部部长，其在新疆苦心经营了11年零5个月的军阀统治也宣告结束。

盛世才

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用调虎离山计遣卢汉率滇军主力赴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趁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于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下令免去云南的地方实力派、云南政府主席龙云各职，调其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空衔，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的龙云只能接受命令下山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15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形同软禁，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陆续接收华北、东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的势力与威望也达到了顶峰。1946年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挑起内战……

1949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

注：中共在各地的根据地未标出。